（历尽艰辛，甚至离婚，为了那个“深圳户口”）

　　Z是我小学和初中的同年级不同班的同学。初中毕业后她作为“知青”下放某农场，我高中毕业后离家参加工作，从此天各一方。

　　改革开放的大潮把我们从不同的地方冲到了深圳。

　　九十年代初，我去八卦岭某工厂检查工作，得知Z打工的工厂也在同栋不同层的厂房，检查结束后我便去找她，我们已经很多年不见了。

　　门口的保安拦住了我，说上班时间工人不可以会见。我告诉保安我是Z的同学，我写了个字条，将办公室的电话号码留下，让保安转交，让Z有空来找我。

　　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是“深圳人”，没有户口，没有住房……

　　我因为有学历、有职称，几年后费尽千辛万苦办理了工作调动，拿到了深圳户口。

　　而Z夫妇因为学历低，年龄越来越大，很难落户深圳。

　　现在常见到这句话“来了就是深圳人”，我以为“深圳人”并没有那么容易当，为了这个“深圳人”Z一家的经历可谓步步艰难。

　　九十年代初，Z在内地的国企单位受改革大潮的冲击，大量职工纷纷下岗。

　　Z的丈夫被集体“招”来在深圳一家电子厂打工，二年后Z将孩子托付给老人也来到深圳。

　　Z需要找工作，此阶段无处落脚，丈夫微薄的薪水不足以在外租房(那时房源极少，租房子也是难上难的)。无奈之下暂时挤住在丈夫的集体宿舍。

　　丈夫的宿舍有三个人，他们都是来自内地同一家原单位，彼此很熟悉。

　　Z和丈夫用布单将单人床围了起来，晚上两个人就蜗居在那里。

　　一天两天凑合大家忍忍还可以，时间长了，同宿舍的另外两个人就受不了了，深圳天气炎热，本来晚上睡觉穿短裤打赤膊就行，现在男女共处一间不大的宿舍，必须穿衣穿裤，实在太不方便了。

　　Z找到工作后搬到厂里宿舍住，夫妻同在一个城市，过着分居的生活。

　　不久，丈夫失业了。

　　Z在工厂里值班看门兼保洁，薪水很低，只能维持两人的生活费，还要省下钱来寄回去养孩子。厂里女工宿舍不可能让丈夫去住，Z就天天晚班、夜班一个人上。丈夫白天出去找工作，等Z工厂的工人下班后就来到工厂与Z一起值班。晚上在楼梯拐弯的地板上铺上纸壳板，再铺上一个军大衣，就这样合衣而睡。Z下班后回宿舍睡觉，丈夫又出去找工作。

　　丈夫在一家小修理厂找到工作。修理厂不提供宿舍，晚上就去停在厂里的车上睡觉，早上必须很早起来，不能让老板知道。

　　没有车上可睡的夜晚，夫妻两人就在旁边一间废弃待拆的棚子里打地铺。棚子没有顶，躺在地上抬头看天看星星。一日睡到半夜被雨水淋醒，慌忙抱起被子跑进修理厂。修理厂的地上无处打地铺，两人只好坐等天明。

　　Z丈夫终于找到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夫妻在城中村租了一间房子，生活暂时才算安定下来。

　　2001年，梅林关外有小产权房出售，三房两厅十三万多一套。Z夫妻攒了六万多元，向我借了七万多买了一套房，儿子大学毕业也来到了深圳，一家人总算在深圳安家了。我曾经跟Z开玩笑：你买房子，我出大头。

　　Z儿子有了深圳户口，几年后Z夫妻想办理投靠子女随迁落户深圳，彼时Z55岁，丈夫57岁。按照深圳当时的落户政策，必须女方满55岁，男方满60岁以上才能办理，而且必须夫妻同时办理。

　　考虑政策的不确定性，Z与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这样Z就可以单独申请办理随迁入户深圳。

　　离婚手续办妥了，入户的政策又变了，改积分入户了。Z社保的年限、学历等所有的积分加起来还差一点。

　　没有其他办法，Z发现了献血可以加分，于是又去献血。完成两次献血后，积分终于达标了。

　　Z向公安部门提交了申请，经过N个工作日，有了答复：小产权房不能落户。

　　为了入户深圳，夫妻想去买一套小公寓，怎奈深圳高昂的房价打破了他们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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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户政策又变化了，可以挂靠有“产权”房子的人入户。

　　此时Z夫妻年龄都超过六十岁了，可以同时申请了。可是在深圳又有谁让她们挂靠呢？

　　Z找到了我，Z虽然认识很多有户口有穷产的人，但除了我她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找。

　　我出具了各种证明担保同意，他们一家五口人(此时儿子都结婚有了孙子)挂靠在我的户口本上落了户。

　　Z拿到深圳的身份证后与丈夫办理了复婚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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