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重点城市推“零门槛”落户，二线城市户籍全面放开在即？）

　　武汉一景。图/中国新闻图片网

　　文/赵越

　　近日，武汉发布《关于调整完善落户政策相关条件的实施意见》，大幅降低落户门槛，在重点二线城市中率先向“零门槛”落户靠拢。

　　根据实施意见，在武汉，男性不满45周岁、女性不满35周岁的非本市户籍人员在新城区（包括蔡甸、江夏、东西湖、黄陂、新洲区）、功能区（包括东湖高新区、武汉经开区、武汉化工区）就业创业的，就业单位缴纳或者个人缴纳本市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连续6个月以上，或创业正常经营6个月以上，即可落户。

　　这样的政策逼近“零门槛”落户。

　　来自湖北某地级市的张敏，一直在北京与老家省会武汉之间犹豫不决。作为互联网从业者，高工资一直是张敏“北漂”的重要动力，但房价过高，且无法落户让他难以在北京扎根。现在，武汉宽松的落户政策给了他新的选择。

　　张敏的困境并不特殊，不少年轻人面临同样困境——究竟怎样选择城市才能有更好的未来？另一方面，各大城市也在为如何吸引年轻人“发愁”，“零门槛”落户政策、购房补贴……各种吸引政策纷至沓来。

　　一线城市青睐“双一流”

　　事实上，城市“抢人”大战愈演愈烈，连户籍管理最为严格的北京也开始加入其中。

　　日前，北京市发布《北京市引进毕业生管理办法》，明确扩大毕业生引进范围，适当降低落户门槛。

　　上述规定明确，市重点扶持单位可以直接引进世界大学综合排名前200位的国内高校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毕业生，或专业为“‘双一流’建设学科”的硕士研究生。

　　据了解，世界大学综合排名位居前200位的国内高校共有7所，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上述举措被解读为北京为“双一流”毕业生在北京落户工作留了一道“口子”。事实上，早在2018年，北京就首次开启积分落户政策。不过时至今日，北京积分落户申请人数为13万人，实际落户仅六千余人。

　　一直以来，北京实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此次为何专门为“双一流”毕业生开“口子”?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研究员王广州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此前北京等超大型城市一直强调控制人口，但如果坚持“里不出，外不进”策略，人口年龄层势必老化，不利于发展城市活力。所以即使是北京这样的城市，也不得不出台上述政策。此次新政“引才”的方向，更偏重引进城市发展的高层次人才。

　　北京放松落户背后，一线城市之间的竞争也逐渐浮出水面。

　　宏观经济学研究学者任泽平此前公开表示，北京加入“抢人”大战，一方面说明老龄化、少子化形势严峻，年轻人稀缺；另一方面说明北京曾经落户门槛过高，导致人才外流，制约创新创业活力，与珠三角、长三角相比，京津冀活力有所下降。

　　近年来，同样严格控制人口的上海，落户政策也有了松动。

　　2020年，上海作为超一线城市放松落户政策，在相关办法中明确提出，将此前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落户试点学校范围扩大至在沪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

　　相对北京、上海，广州对“双一流”毕业生落户更加宽松。2020年12月，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关于放宽“双一流”高校大学本科学历人才入户社保年限的通知》，明确自2020年12月25日起，放宽“双一流”高校大学本科学历人才的入户社保年限要求，从现行的6个月社保要求放宽至1个月。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上海这两个中国“超级城市”的人口结构不容乐观。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3.3%，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比2010年上升4.6个百分点。上海65岁及以上人口为404.9万人，占16.3%，比2010年提高6.2个百分点。两城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普通省会城市的“零门槛”与“高门槛”

　　事实上，在此次武汉逼近“零门槛”的落户政策前，不少省会城市早已行动。

　　2021年6月，云南省昆明市提出全面取消落户限制。2020年5月，云南就提出取消昆明市主城区落户限制。仅仅一年时间，昆明便从取消主城区落户限制发展为全面放开落户限制。

　　2020年4月，江西省南昌市提出全面取消在南昌市城镇地域落户的参保年限、居住年限、学历要求等迁入条件限制，实行“零门槛”准入政策。此外，济南、福州、银川也在2020年都提出全面放开落户限制。

　　2019年3月，河北省会石家庄提出，户口迁入“零门槛”。石家庄也成为全国首个“零门槛”落户的省会城市。

　　王广州表示，从以往经验看，大多数城市做规划，都以人口持续增长作为前提，几乎没有城市以人口收缩作为城市规划的前提。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也显示，中国人口迁徙最新趋势——人口回流。随着产业转移和中部城市崛起，人口开始从东部向中西部地区回流。这种情况下，不少省会城市急需进一步提升首位度，从七普数据来看，郑州、长沙、合肥人口增幅位居全国前列，省会对本省人口的虹吸效应越来越强。

　　王广州分析，城市人口总规模的增加早已不是负担，而是发展动力。他认为，省会城市如果不能尽快把人才队伍和人口规模做大，则很难成为当地经济的中心，也会缺乏辐射力和影响力，无法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

　　不过，58同城发布的《2021年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告》显示，今年毕业生首选城市排名前十的分别是上海、深圳、广州、成都、北京、杭州、青岛、南京、重庆和长沙。

　　上述“零门槛”落户城市，无一上榜。

　　值得注意的是，零门槛落户城市的薪资，在众多城市中也不突出。不同于一线城市能提供全面的就业岗位，受限于产业结构，不少专业的毕业生无法在普通省会城市找到合适工作岗位。

　　以首个实现“零门槛”落户的省会城市石家庄来看，产业结构就偏传统。

　　2021年5月，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开幕，石家庄有21家优质企业参展，涉及钢铁、轨道交通装备、生物医药等产业，但是缺乏互联网等新兴产业。

　　而省会城市之外，更多普通地级市“零门槛”落户。然而受制于产业结构等问题，寻找专业对口工作并非容易。在普通地级市，不乏名校毕业生卷烟草的新闻。

　　新选择——大城市“星城”

　　一线城市落户难，“零门槛”落户的省会城市就业岗位受限。那么，对于年轻人而言，是否还有其他选择？杭州、南京、广州等城市，似乎在探索另外一种选择。

　　2021年6月，杭州市发布了《杭州争当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的行动计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计划》），对杭州“十四五”规划提出的“一核九星”有了明确的具体功能定位：“一核”即核心城区，由上城、拱墅、西湖、滨江四个区组成，“九星”即萧山、余杭、临平、钱塘、富阳、临安、桐庐、淳安、建德等“九大星城”。

　　关于落户的内容，《计划》做了分类，即核心城区严格执行户限制政策；对“星城”内的龙头企业人才落户降低条件、增加名额，引导核心城区人口向“星城”疏解、城市新流入人口向“星城”集聚。

　　杭州市规划委员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汤海孺表示，当前杭州中心城区发展潜力空间比较有限，容量已经比较高。因此杭州还是希望引导一些新的发展要素到杭州中心城区的周边，即“九大星城”去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缓解中心城区本身过窄的压力，另一方面也促进新城的发展。

　　汤海孺说，在这个过程中，差异化的落户政策就是一个重要推手，通过差异化的落户政策诱导更多人口往新城方向集聚。

　　除了杭州，南京、广州也在推进不同区域落户政策差异化。

　　2021年2月，南京市提出，全面放宽浦口、六合、溧水、高淳区城镇地区落户限制。

　　2020年12月，广州发布《广州市差别化市外迁入管理办法》明确，白云区、黄埔区、花都区、番禺区、南沙区、从化区和增城区7个区实施差别化入户政策。

　　就连一线城市上海，也在探索相关政策。2021年1月，上海宣布兴建5个“新城”，分别是嘉定、松江、青浦、奉贤、南汇，它们是离上海中心城区较远的5个区。2021年3月，上海市也提出，制定差异化的人口导入和人才引进政策。

　　王广州分析，之所以不少地方政府采取“差异化”落户政策，一方面由于担心内城人口膨胀，公共基础设施不足，但又想吸引年轻人口；另一方面差异化落户政策也是一种试探性政策，一旦出现偏差可以及时调整，不至于给主城区造成负担。

　　相比杭州中心城区高企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中国新闻周刊发现，杭州的九大“星城”房价和房租成本远远低于主城区。九大“星城”中，即使是房价较贵的萧山，均价也不到主城区的一半。南京、广州落户宽松的区域，房价也远低于主城区，这样的落户成本无疑对年轻人更加友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星城”在落户政策推进方面，要注重配套制度的建设，尤其是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的推进，通过公共产品的投放来稳定房地产价格预期，才能更好推动“星城”发展。

　　另一方面，在“星城”产业全面成熟之前，选择“星城”也可能意味着长距离的通勤。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表示，从长期角度来讲，中国的户籍制度将逐渐转化为一个在常住地的登记制度，公共服务按照常住人口来配置。

　　他认为，户籍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必然从两个方面同时迈进。“一方面，持续根据常住人口的需要来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另一方面，逐渐降低外来人口落户的门槛。”